村貌大变咱像城里人

　　难忘的岁月

　　夏天的晚上，路灯下，人们在乘凉、聊天、打牌，孩子们在嬉戏。

   　 如果在城里，这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30年前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村庄里，这一幕却很难出现。夜晚的乡村，家家天黑关门，早早上床睡觉。

   　 我市彭家坪镇龚家湾村原来也是这样，尽管它离市区只有3公里。然而，现在夜晚你如果走进龚家湾村，路灯明亮，马路两旁各种店铺霓虹闪烁，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柏油路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户的家门口，处处是一片热闹、繁荣、祥和的景象。置身其中，你很难将这里和乡村连在一起。

  　  “别小看这路灯，它可以说是城乡公共物品最有象征的一个内容。有了路灯，村民的生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村支书龚大魁介绍说。

   　 1973年，18岁的龚大魁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农民，在农业社里开始挣起了工分。他说：“那时候，这里种植单一，全村分为粮食产区和蔬菜产区，除了国家规定上缴的粮食和蔬菜外，我们也仅仅只能吃饱肚子。”

  　  一个青壮年劳力，劳动一整天，挣着10个工。一个工分只有4分钱。一年下来也就能分个六七百元钱。全村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村里仅有一家生产农用工具的加工厂，大多数村民居住的都是土坯房。

  　  村委会主任刘材良非常有感触地说：“那时候，农村人想吃点心，就是有钱，也吃不上，因为没有粮票。”从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要粮票，因为若要到城里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

 　   改革开放后，粮票的废止，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才真正从自己的土地上得以“解放”。龚大魁说：“提起那个时代，人人都能说出自己家没有票证的故事来。每个故事都让人感到辛酸与悲凉。”

  　  那时候，生产队的队长职位，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正因为如此，1982年，村民们将见多识广的年轻人龚大魁推到了前台。

   　 27岁的龚大魁当上队长后，他带领村民们在科学种田的同时贷款买拖拉机，搞起了副业，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到了年底一算账，一个工分合计1．78元，当时工人的工资一天也才1．75元。他一年里就将这个队改变成了扭亏为盈的队，龚大魁的威信从此确立。

   　 1983年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农民虽然是承包人，但是，那时候仍然是计划经济，地里种什么，农民说了不算，仍然是上级安排。大魁说：“茄子、辣子等蔬菜都是有任务的，哪个品种缴多少斤都定了数量，必须完成。”一直到了1988年，城里的国营菜铺子撤销了，农民才算有了真正的自由。

    “唉！想起过去的日子，简直就和故事一样！”龚大魁说。

　　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

　　1988年，手里有了点钱的龚大魁在村里第一个建起了小洋楼，他也像城里人一样在楼房里设了二个卫生间。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庄，有人说：“那是钱多了烧的，把个厕所建上两个干什么？”甚至有人骂他“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回想起这段经历，大魁笑嘻嘻地说：“那时候，两个卫生间惹来了那么多的非议，现在我们村民建的小洋楼里，哪家不是二三个卫生间，有的一家4层楼房层层都有卫生间。

  　  时势造英雄，从生产队长到现在的村支部书记，龚大魁当“官”之路并不平坦。

    　说起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大魁说：“让我说，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思想观念。我们村每前进一步，或者说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一次新旧思想的碰撞，不同观点的较量甚至可以说是斗争。”

 　   2000年，龚家湾村与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进行联合办学。最初将村里的40亩地划给学校，学校给村民每年每亩分红利。当时，一亩地一年收入最多2000元。但是，一听说要将地征去办学校，有些人就站出来反对：“把地征掉了，我们吃啥去！”尽管也召开了村委会，进行了民主表决。但到丈量土地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些人的阻挠，在现场，支持者与反对者还干起了仗。

 　   吵架归吵架，打仗归打仗，但学校总算是建起来了。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围绕着这所学校，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农民观念的转变，推动农民思想解放。

  　  大魁说：“自从村里有了这所高校，我觉得我们农民的文化意识，生活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就这一点是用金钱买不回来的。这些年，全村共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就有76名。一些老人感叹地说：“农村娃上大学，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村民们更加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像城里人一样把自己六七岁的小孩子送到城里的各种学习班去学习，学英语、学画画、学电脑。

　　乡镇企业催生新力量

　　观念变了，有了新的认识，干起事情来人们之间抱怨少了，理解多了。学校后来发展壮大了，二次向村里征地时就容易多了，再也没有发生第一次征地时令人尴尬的事情。2003年，龚大魁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提出“上项目增强后劲”的发展思路，利用市上在彭家坪镇建设高新开发区的有利时机，大力实施“商贸富村，农业稳村，项目强村”方略。

  　  2008年，全省最大的现代化肉猪养殖繁育基地—“兰州市无公害肉猪养殖繁育基地”在龚家湾村的周岩坪建成，并迎来了第一批600头目前国内最优良的种猪入栏。它的投产标志着我省养猪业从品种、工艺、设施、环保等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良好的干事环境为乡镇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现在村里已初具规模的各类企业共计42家，涉及建材、化工、石油机械、食品加工四大行业，工业总产值达到65348万元，极大地提升了村集体经济。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龚家湾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41760元对坪头山、高家庄等地段的水渠进行了衬砌；投资27万元建起了韭黄交易市场。近年来，村里多方筹集资金，对尹农嘴、吊庄廓、堡子队、高家庄队等村的部分自来水管道进行了改造，彻底解决了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同时还加大了农业科技的投入，在人员培训、籽种等新品种的引进，科技推广、无公害蔬菜种植、农药知识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2007年，村委会还为村民安装了天然气，现已有211户村民家里用上了天然气，其余的正在施工安装中，今年春节前将点火投入使用。龚家湾村也将成为我市第一个使用上天然气的村子。

   　 村经济的壮大也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007年，向村民发放各类青苗补助、困难户和孤寡老人补助、养老金、福利金等共计352．11万元。同时，每年还对考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每人奖励补助1000元钱，累计奖励60800元。

　　生活和城里人一样

　　　56岁的村民杜兰英，一手抱着自己的小孙子，一手在电脑上翻阅着小孙子的照片。说起从前的日子，她十分感慨地说：“那可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啊！”

 　   杜兰英的家原来是人们常说的“两半户”，丈夫原是省建的一名职工。有饭吃，又有钱花，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是让人很羡慕的。她说：“后来我丈夫去世了，两个孩子还小，我就靠一个‘菜篮’来养家啊！其中的苦楚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清晨，她将自己种的菜铲下来，然后就拿到西站兰石厂门口去卖。“后来随着国家好政策的贯彻落实，我们村的经济发展很快，我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我们住上了小洋楼，两个孩子还上了中专和大学。”她说。

    　杜兰英的儿子从兰州商学院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对金融颇感兴趣的他，买了一台电脑，在家里炒起了股，他笑着说：“这样也挺好，做好了比上班强。”在龚家湾村，从来没种过地的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在村民杨生文家的厨房里，他的妻子柴秀兰“叭”地一下打开了天然气灶，开始烧水做饭。干净、方便、快捷的天然气灶让她笑的一脸灿烂：“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城市人一样了！”

  　  其实，柴秀兰家的生活会让好多城里人羡慕不已，三层小洋楼，大约1000多平方米，里里外外装修的分外讲究。她笑着说：“我结婚的时候，一家老小住着50多个平方米。真的要感谢党的政策好，让我们农民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1995年，丈夫杨生文就买了一辆东风车，跑起了运输。没过几年，他们手头就有了钱。2000年，常常在外奔忙的杨生文信息自然灵通，头脑也更加灵活。他买了一台装载机，干起了工程，生意也越做越好。2003年，他又买了一台挖掘机，并让儿子和他一起干，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个十几万元的收入。柴秀兰说：“闲的时候，我就回家还种着⒉5亩菜地，这主要是种点自己吃，现在种地已不是什么苦活累活，成了我的一点爱好。”

   　 殷实的生活，让柴秀兰感到十分满足，她说：“现在不仅是国家的政策好，镇上和村委会的领导也着实为我们农民的幸福生活不断地想办法，出点子，我们农民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一些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近些年我们村的变化很大，农业税不收了，村里的路也修了，小孩上学也不交学费了，日子越过越舒心。”

   　 现在村民的经济收入除了自己搞种植、做生意外，还有一部分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这里已确实形成了工、农、商并举的局面。